第三次思想解放心得体会（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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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心得体会

零七年底零八年初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第三次思想解放，从中国的南部兴起并逐渐蔓延，一时间引起众多的讨论。思想解放不是一个新名词，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思想解放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我还未出生，自然无法体会到这次思想解放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我还少不更事，无法感知到这次思想解放对人们认知意识上的震撼。但有一点，这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效益，至今仍让人受益。于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也十分乐意投入到对其的思考之中。

新事物总是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于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定义，有很多专家学者以及政治人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既不是专家学者也无鲜明的政治主张，无意自不量力叫板权威。从宏观角度来剖析这次的思想解放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似乎有些勉为其难，我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认识理解我对于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思索。

思想解放的前提是我们被某些固有的思想意识禁锢了，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减缓了发展的脚步，我们必须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或者改变来消除这种思想上的禁锢以促进事物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快速前进。我所指的事物可以是大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可以是小的生活细节。宏观上的思想解放引领一种潮流，微观上的思想解放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思想解放不是只针对某种意义上的老朽所提，也不是只要求那些保守派转变，思想解放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在我看来，年轻人更需要解放思想。年轻人容易认为自己已经处在世界的最前沿，自己能迅速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这种盲目的乐观甚至自负极易使自己陷入一个危险的陷阱，从而使自己丧失了某些方面的主动意识。对年轻人来说，思想解放不仅仅只是关注新事物，分析新问题，解决新情况，思想解放不是全盘否定过去。很多年轻人一提起思想解放，就很激动，不是说思想解放吗，那好，毁坏旧的规则，推翻老的理论，抛弃一切使他们觉得不自在的约束，思想解放，不就是破旧出新嘛。其实我们需要这么理解，思想解放，就是意识到原有的不都是正确的，新生的也有错误的。除了不断产生新的事物，年轻人还要不断吸收原有的精华，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正如中国从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一样，思想解放也不是一天就筑就的罗马城。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某些剧烈的变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思想解放的迫在眉睫和循序渐进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从宏观上讲，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瓶颈阶段时迫切需要一种外力来改变以取得突破。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只是需要在某些细节做一定的修改以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打个比方，通过政策上的调整促使经济快速发展，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某人每天早餐是一个馒头加一碗粥，如此吃了五年，现在他早餐或者是吃两个馒头或者是一个大饼或者是一个鸡蛋加一碗粥，而不是每天都重复一个馒头一碗粥，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政策的调整是为了经济的更好发展，早餐花色的翻新也是为了丰富口味，满足需要。通过改变，获得益处，促使这个改变过程产生的心理变化，就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思想解放不是高不可攀，不是事不关己，更不是洪水猛兽。思想解放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不是文人政客的工具，思想并不只是知识分子才配谈论的话题，解放不是打倒原有的一切。思想解放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包括为此殚精竭虑的思考者和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思想解放不是一个存在于媒体上的仪式而是一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动作；思想解放是一种开放式的吸收和融和，不是否定自我，而是检讨自我；思想解放不是一阵风，吹过无影，思想解放要成为一种习惯，时刻留存于心。

【第2篇】解放思想心得体会：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现在又开始了新一轮----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始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始于1991年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的“皇甫平”的文章），侧重于“姓社姓资”之争，还利于民，不搞人斗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树立了“生产力”标准；这一轮思想解放（始于今年广东省社科院所作的《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除了还利于民外，更主要是还权于民，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民众权利的调整，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公众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调整财政分配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发展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

1978年改革开放前，人人关心政治，強调阶级斗争；这30年来，把“政治人”改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关注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带来的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异化了不少东西，什么都可换钱。贪官污吏不少。上面政策再好，就是落实起来，常走样。老百姓痛恨这些人！这是危险的跡象！！

现实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向老百姓、向市场让渡自己权利。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行政体制、管理体制问题了。所以，现在强调还权于民，提出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从“经济人”转变为“和谐人”，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深圳前市长厉有为说的好，说的透：“解放思想是革命，革谁的命？革自已的命，这就是难度所在。革自已的命，要削自已的权，让自已的利，拆自己的庙，搬自己的神。”“舍不得革自己的命，就是糊弄老百姓”。我们的各级官员都认识到了这些吗？究竟有多少是清醒者？老百姓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将拭目以待！

【第3篇】第三次解放思想心得体会：新时期新思想解放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的。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中国正在转变（不能说是转型，我们怎么转向哪转，当时并未有明确定位），官方的语言上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而我们知道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这个新时期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具体说是：78年的关于真理的讨论，92年的改革关键期的讨论，再就是现在的关于改革大讨论。在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前两次的使命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进而实现经济腾飞。而现在我们的使命，则是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社会的均衡发展转向，追求的是永续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和谐社会的原因。

发展模式要想实现转变，无疑阻力重重。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我们的发展是在这几年的事。我们的现代化正在进行中，工业化需要完成，并在大踏步的开进着。我们的产业总体上还是以夕阳产业居多，特别在有些地区，老工业占据了地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社会发展转型中，是离不开对老产业的改造，以及利益链上的重新排列。这就是阻力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老的产业是受的地方保护的，很多粗放产业已经是政绩和寻租的源泉。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很有朝气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就是很必然的。而这些自然不自然的阻碍着人民的自由创造，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这种阻碍的存在，总体上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如果这种阻碍的持续存在，其结果就会造成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最终造成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强调思想解放也就十分关键了。所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在强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进程决不放弃，并让我们的改革更加有利于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以及加强社会和谐等等。

总之，只是让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开放，那么民间智慧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创造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强大的思考力就会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澎湃不竭的动力。前两次的思想解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次的思想解放已经在社会上展开了大讨论，思想解放的车轮也已经向纵深发展，他必定会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成果。

(中国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教学环境下，从中国的思想解放中吸取教训，转变观念，服务工作．）

【第4篇】解放思想心得：第三次思想解放评论全集

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每个人都尝到了甜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令人自豪，但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破解矛盾只有靠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的“金钥匙”，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

（宁波市市长毛光烈）

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崛起的速度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们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大跨越，必须推动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

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对象: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

第三次思想解放，我认为，是针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制。国外印度裔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说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第三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

（广东省委宣传部关飞进）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周瑞金/文，据3月17日《南方日报》)

解放思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错觉，并在行动的层面上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孙立平/文，据3月17日《北京日报》）

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

思想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力量包括权力的强制。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很显然，思想自由，即没有束缚的思想（尤其是权力的束缚），才是真正的解放。

（邵建/文，据中国选举与治理）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要着力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

（沈宝祥/文，据3月19日《学习时报》）

解放思想要扬长补短

如果不能有效地扬“长”和补“短”，下一步的发展将难于实现大的突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是要切实找到扬长补短的新思路、新对策，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试验。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第5篇】个人关于第三次思想解放心得体会

一、

从广东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在2008年的春天席卷了浙江，在2008年春天的三月份席卷了浙江丽水。

“加快创业创新，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丽水新跨越”，是当时丽水市政府提出的讨论主题。三个“一”工程是当初思想解放大讨论市政府所要求的必修课：学好一个文件，开展一次大讨论，组织一次考察学习。

到如今，文件学习了，讨论开展了，考察进行了，那么思想是否解放了呢？

关键词之一的生态文明一段时间频频出现在当地报章，生态文明建设中了吗？第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的目标是，从经济人到和谐人的跨越，和谐人的构建是否也在生态文明的范畴中？

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讨论归讨论，行动归行动。结果所有的讨论就变成了劳民伤财的行动，思想大解放成为了思想大禁锢。

二、

讲一个故事，关于思想解放。或者是其他。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应：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和印尼***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邓小平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三、

如何正确面对不同与己的声音，这也涉及思想解放。

和大陆媒体更具有宣传功能不同，西方媒体更具有揭弊功能。比如说，一个官员做对了十件事情，第十一件事情做错了，中国媒体侧重宣传的是前十件正确的事，对第十一件可能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西方媒体则往往对前十件事避而不谈，却纠住你第十一件的错事而不放，痛打“落水狗”。这正所谓，十条狗咬了十个人，不如一个人咬了一条狗。

并且同样和中国不同，中国媒体传递的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声音，而西方媒体传递的更多的是某个群体的声音或者是个人的声音。所以中国是一种声音，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卡弗蒂攻击中国人是“一群50年不变的暴民和匪徒”事件，引起巨大的反响，以致外交部也介入，实际上，这样的一次交涉正如有些外电所评论的是不对等的，“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来谴责一家私营电视台和该台的一个评论人，不符合处理问题时一般遵守的地位对等原则。因为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与美国媒体代表交涉，似乎是把事件抬高到两国关系的层次上”。

这就是文化背景以及话语背景引发的冲突。再比如，巴黎市议会经过投票，决定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一事，在我们国内看来，这显然是代表了法国当局的意志，事实上，在法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巴黎市的市长本人，以及巴黎市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都属于法国的左翼政党，而法国目前的执政权则是控制在右翼人民运动联盟手中。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萨科齐总统把此事形容为是左翼人士赢得的一场“公关的政变”。也更能解释他写给金晶慰问信的初衷。

我们日常的经验是有的，把评价一个人的优点的话语全部集中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个耶稣，把评价一个人的缺点的话语全部集中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人是犹大，即便，这是同样一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似乎反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听到了哪一方面的声音。

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人也同理。

所以，很多时候的分歧，并不一定是国家利益的分歧，而是信息来源的分歧。

四、

每一年的奥运主办国都拥有奥运聚焦功能，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到世界各国面前。你注定要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批评的，赞扬的。

所以，需要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需要更多的理性来面对另外的声音，不仅是政府，更包括所有的国民。

并且，我是相信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最终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

最后引用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真正意义上的爱国是为了国家的进步。真正能够促进国家进步的不是相同的声音，而是不同的声音。真正让一个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让大家闭嘴，而是让大家能够说话；真正让国家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一个表面上很威武的中央政府，而是有强大的人民。只有民强才能国家强。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得就是这个理。